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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色延安的故事》——妈妈同志
本站原创 2018年09月13日 点击数:

儿父临刑曾大呼:

“我今就义亦从容。”

寄语天涯小儿女,

莫将血恨付秋风。

不管是谁,读起这样的诗篇,都会被悲壮的语言、深切的情感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染。这样动人、悲壮的诗句又是出自谁手呢?这是一个一生历经坎坷的英雄母亲,这又是一个为了革命理想信念终身不屈、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,她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妻子,延安时期被人们广为传颂的“妈妈同志”——任锐。


任锐,原名任纬坤,曾化名张芸,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人。1913年春,任锐和孙炳文在北京结婚。婚后不久,“铁血团”刺杀袁世凯事件败露。而他们夫妇都是“铁血团”成员。孙炳文已被列入缉捕名单。为避开追捕,他们告别使他们相识相知的北京,一起南下人蜀,返回孙炳文的家乡。

1922年8月,孙炳文和朱德赴德国留学。已是四个孩子母亲的任锐,虽知丈夫离开后自己会生活艰难,但出于忧国忧民之情,非常支持孙炳文出国寻求真理。她独自挑起家庭重担,含辛茹苦地抚育四个孩子。1922年,在德国,孙炳文与朱德同时经周恩来介绍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五卅运动后,受中共中央号召,孙炳文转道莫斯科,于这年冬天回到北京。夫妻久别重逢,任锐倍感欣慰,在天伦之乐中度过了几个月较为平静的家庭生活。期间,任锐经孙炳文介绍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春,孙炳文接到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电报,就偕次子孙济世和北京大学张斗南数名学生,离京南下,经上海去广州,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,并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、北伐军留守处主任等职。任锐带三个子女留北京,继续求学。不久,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。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的任锐,怀着身孕参加了集会和游行。三一八惨案后,孙炳文去北京接任锐及子女到广州。在广州一年的时间里,正值大革命轰轰烈烈,任锐协助孙炳文做了很多工作。1927年,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孙炳文被捕牺牲。任锐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子,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四处漂泊、历经艰辛的生活。在此期间,她还不顾个人的艰难处境,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很多事情。

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父亲任芝铭即赴新乡,参加抗战。任锐和六妹任均在新蔡县积极组织了妇女救护队。后又带领全队加入“抗敌后援会”,担任慰劳队长,为抗日前线运输物资。当时,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。当周恩来得知孙炳文的遗孀任锐在河南时,立刻托人在开封找到了她,让她去延安。任锐只身北上,1937年12月到达山西临汾,暂考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。同年,任锐的长子孙宁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父亲生前老友周恩来,不久被派到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。朱德对已故老友的孩子严格要求,悉心培养。随后,她的女儿孙维世也离开上海到了武汉,被周恩来送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周恩来和邓颖超缅怀忠烈,决定抚养孙维世。他们写信给任锐:“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。”任锐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很是感动,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1938年2月,朱德写信给任锐,介绍她去延安抗大学习。她到达延安时,女儿孙维世已在那里。她和维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。母女同学,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。当时的任锐已是47岁的老同志。在学员中,她岁数最大,又有过较深的阅历,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,还常鼓励青年同志努力学习,大家都很尊敬她。维世叫她妈妈,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亲切地叫她“妈妈同志”。那时在延安,人人知道有一位年纪虽大、斗志弥坚的“妈妈同志”。毛泽东给任锐写信时,也随大家,称她“妈妈同志”。周恩来在送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背面也这样写:“代送给任锐妈妈同志”。1938年5月,任锐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,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9年,任锐从马列主义学院毕业,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,安排在四川壁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。任锐视孤儿如亲生儿女,从学习到生活无不关怀备至。她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,讲民族英烈的故事。这些孩子,后来有不少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任锐在保育院对孤儿无微不至的关怀,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,认为她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,有特殊的身份。因她反对克扣儿童粮饷,遭到国民党排挤,被迫去职。随后组织上分配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。

1941年秋,任锐从重庆调到延安,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,负责公文审阅加印。在1942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,因任锐年长体弱,但她不甘落后,还把每月很少的津贴节余下来,给有病的家属孩子买白糖和鸡蛋吃。因此,大家都非常敬重这位老革命“妈妈同志”。1945年秋天,任锐的小儿子孙名世从前线归来看望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。组织上打算把孙名世留在延安以照顾任锐,但她坚决不同意,要求儿子重返抗日前线,不幸的是,1948年秋孙名世牺牲在辽沈战场。

任锐是一位一生颠沛流离、献身民众的女革命家,凭着坚强的理想信念,她亲身经历或参与了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所有重大革命事件。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,中年丧夫、晚年失子的悲痛并没有改变她参加革命的初衷。